晚清时期,权臣的存在可谓不在少数,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,以及后来的袁世凯,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。但有趣的是,尽管这些人物有着相似的背景,他们在历史中的评价却差异巨大。提起袁世凯,很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他是卖国贼,甚至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。然而,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威贤配资,袁世凯当年手中的兵力不过七万,而曾国藩在巅峰时期拥有的军队是袁的五倍以上,曾国藩的兵力一度达到了五十万。让人不禁产生疑问:为何曾国藩手握如此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发动叛乱,而仅有七万兵力的袁世凯却敢于反清呢?
这一切的原因,归根结底在于两人的思想背景和个人追求的根本不同。首先来看曾国藩的成长背景,他出身书香世家,父亲是教书先生。正因如此,年幼的曾国藩便在家中熏陶儒家经典,接触到《四书五经》。他的一生几乎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走过的。早年接受父亲的教诲,长大后又得到师长的指引,曾国藩从小就深知“君臣有道”的重要性,心中时刻铭记着“三纲五常”。可以说,他一生最大的志向便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而这一理想也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。
展开剩余83%对于曾国藩而言,他心中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简单地说,就是“以天下兴亡为己任”。即使他刚步入朝廷时,还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而当他身居高位后,仍旧心系如何延续大清的国运。值得一提的是,曾国藩不仅在追求延长大清朝国祚的同时,还希望能够辅佐一位贤明的帝王,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名臣。显然,曾国藩并没有独立谋国的野心。即使在他拥有绝对的军事力量时,依然坚守忠君的信念,从未有过背离朝廷的打算。
与曾国藩不同,袁世凯的出身则截然不同。他出自地主阶级,深知利益的重要性。正因为出身这一阶层,袁世凯的一切举动几乎都围绕着个人利益展开。事实上,袁世凯身上的“权谋”气息十分浓厚。回顾戊戌变法的失败,袁世凯的告密行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他之所以告密,正是因为他认为,与慈禧站在一起比追随光绪帝更有利可图。为了讨得慈禧的欢心,袁世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光绪帝,并导致了戊戌六君子的惨死。从袁世凯随后的仕途来看,他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,因为他从中获得了慈禧的赏识与提携。
袁世凯的个性,除了显示出武将的刚毅外,还体现了赌徒般的冒险精神。他为了谋取权力,愿意铤而走险,甚至不惜破坏国家的基础。他认为,只要最终能够达成目标,采取极端手段也不足为奇。这种性格特点,在后来他通过七万人的军队推翻清朝的统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对于袁来说,这并非反叛或叛逆,而是一种“顺应潮流”的行动。
尽管袁世凯当时的军队只有七万,但这七万大军几乎全部是他的嫡系部队,意味着他能够完全掌控这些兵力。即便朝廷试图调动这些军队,也未必能如意。而曾国藩虽然掌握着五十万大军,但他真正能指挥的军队也不过十万左右。从历史上看,兵权和指挥权往往是合二为一的,而在曾国藩的情况下,朝廷对他的兵权开始逐步进行分割威贤配资,以防他过于强大,甚至有叛变的可能。尽管曾国藩手握五十万大军,但由于权力的分割,他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指挥所有的军队。
如果曾国藩在当时选择反叛,即使他手中有十万兵力,剩余的四十万也未必会支持他。更糟糕的是,部分地方军队甚至可能会联合起来镇压曾国藩。而且,曾国藩始终保持着“忠君”的思想,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,因此很难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决定。相比之下,袁世凯则不同,他敢于与朝廷决裂,正是因为他已经深深扎根于政治与军事的核心,并在内外力量的支持下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强大基础。
进一步分析曾国藩的执政方式,可以看出他一直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。尽管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,得罪了不少人,但他的初衷与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定。然而,现代的大清政府几乎没有像曾国藩这样全心全意为国的人,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私利。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,曾国藩也不得不流下了不少的血。这些血腥的抉择,虽然让他身心疲惫,但无疑让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假如曾国藩选择了反叛,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来自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反对。这两人不仅是他的同僚,还是他最强的竞争对手。如果他能够成功解决这两人,再加上来自地方军队和中央军的压力,曾国藩很难不在内外夹击中失败。
相比之下,袁世凯则生活在一个更加有利的时代。大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,内外矛盾愈发尖锐,袁世凯不必像曾国藩那样面临复杂的政治斗争。他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,以及与列强的密切关系,逐渐建立起了强大的支持网络。在这个过程中,袁世凯几乎毫不费力地从一个普通的汉族官员,逐渐向帝位靠近。
曾国藩的五十万大军,虽然名义上是属于他指挥,但实际上他能掌控的兵力有限。根据他留下的书信与言论可以看出,曾国藩即便拥有这些兵力,也从未有过反叛的念头。因为在他心中,始终秉持着“为臣”的忠诚,而袁世凯的最终目标则完全是为了自己。这种根本的思想差异,加之所处的环境与形势,最终导致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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